bob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和用种大国，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中国农业科学院日前发布消息称，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水稻、小麦两大口粮作物品种已实现完全自给。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已超过45%一连串好消息背后，是关于种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战略考量bob、科研追求。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等。怎样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如何打好种业翻身仗？我们邀请专家解读分析，并请两位科研工作者分享他们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而努力的故事。

　　马淑萍：中国种业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四自一辅”阶段（1949~1978年），农业生产用种依靠农民群众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辅之以政府必要的调剂；二是“四化一供”阶段（1979~1999年），即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种子加工机械化、种子质量标准化和以县为单位统一供种；三是种子产业化阶段（2000~2010年），以实施“种子工程”为标志，将种业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实现了由种子到种业的转变；四是种业现代化阶段，以2011年4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发布为标志，首次明确了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开启了现代种业发展的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构建起支撑种业发展的“四梁八柱”。

　　种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种质资源研究有进展，深度鉴定了一批适应机械化收获的籽粒玉米、抗旱玉米、氮高效利用玉米，优质水稻、抗赤霉病小麦、高蛋白大豆等种质资源；品种创新成果多，“十三五”时期审定了五种主要农作物品种1.6万多个，登记了29种非主要农作物品种2.1万个；技术创新有突破，比如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将无融合生殖技术特性成功引入杂交水稻，从而实现杂合基因型的固定。

　　种子企业不断壮大。至2019年底，全国持证种子企业6300多家，比2011年减少22%，资产过亿元的种子企业350多家，比2012年增加180多家，上市种子企业72家，市值近1000亿元；种子企业品种审定数、新品种权申请量自2015年起均超过科研教学单位，逐步成为品种创新主体；前50强企业市场占有率达35%，比2011年提高5个百分点；目前，全球种业前10强中，中国种企占有两席，分别是隆平高科、先正达集团。

　　自主知识产权品种保障有力。目前，我国农作物品种，尤其是粮食作物品种完全能自己解决。水稻、小麦、大豆bob、油菜、花生、棉花品种拥有100%自主知识产权，基本能满足种植业生产需求。其中水稻、小麦的品种水平国际领先。玉米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约90%，蔬菜品种自给率87%。优良品种推广率超过96%，基本实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

　　孔祥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种业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决定》于2013年3月1日起施行，全国人大于2015年11月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一批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相继问世，对现代种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赖锦盛：当然，我国种业仍存在短板，比如产业集中度低、企业对科技创新投入积极性不高、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与国际种业集团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偏低，基础研究与育种应用衔接不紧密，难以满足未来种业发展需求；缺乏突破性重大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对种子市场的占有率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种业综合国际竞争力弱，亟须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种子企业。

　　记者：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种子库建设，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这有何重大意义？从世界种业强国的情况看，打好种业翻身仗，我们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马淑萍：粮食安全是关乎14亿人吃饭的大事，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加强种子库建设，丰富物种资源，攻克“卡脖子”技术，才能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谈得上打赢种业翻身仗。打赢翻身仗，首要的就是加快补短板。至少应在以下方面着力：

　　加强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利用。按计划完成全国第三次种质资源普查收集，做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尽快加入《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序有效地引进种质资源；依托优势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搭建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与基因挖掘平台；推动种资源登记交流共享。

　　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新型制优势，集中全国优势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培育突破性新品种；建立和完善品种资源、技术成果有条件共享和权益按比例分配的开发利用机制；积极引进种质资源、核心技术、高端人才。

　　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种子企业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充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出台激励政策，支持育种人才、资源、成果向种子企业流动，使企业逐步成为种业创新主体；支持创新型种子企业享受科技企业税收优惠及研发后补助等政策。

　　优化种业发展环境。尽快修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引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91）文本内容，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保护原始创新；加强市场监管，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赖锦盛：加强种子库建设、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打一场漂亮的种业翻身仗，要积极倡导中国种业走出去，从国家层面制定平台性政策，为种业走出去保驾护航；要优化种业科技创新体系，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做好种业高新技术和高端人才储备，完善种业政策监管体系，保护创新主体权益，激发科研人员的科技创新动力及向种企流动的意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公平的种业市场秩序，培育一批创新型大型种业集团，提升国际竞争力。

　　孔祥智：在今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bob，立足国内保障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用种安全的要求更为迫切，对培育高产高效、绿色优质、节水节饲、宜机专用优良新品种的要求更高。

　　国外跨国公司的育种研发，多采取大规模团队协作、专业化分工方式。而我国育种资源主要集中在农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由于掌握的种质资源有限、课题组人力有限，品种组合较少。此外，我国育种人才、种质资源等科技要素向种子企业流动机制不畅，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研发体制尚未形成，极大制约了我国育种研发资源要素活力的发挥，阻碍了种业整体水平的提升。这些都是应该切实突破的瓶颈。

　　记者：农业农村部印发的《2020年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工作要点》提出，全面构建市场导向、企业主体、产学研协同的中国特色种业创新体系。应如何加快构建？

　　孔祥智：要加快种业科研体制和投入机制改革，科学厘定种业基础研究和商业化育种之间的界限，有效调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种子企业积极性；加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建设，把解决行业、产业和区域性重大关键问题作为攻关重点，整合优势科技资源，着力创新运行机制，突出发挥协同作用；加快本土种子企业发展，不断提高中国种业的世界竞争力、国际话语权。

　　马淑萍：首先要明确创新分工。种业基础性公益性技术攻关，应由国家级科研教学单位承担；以育种为核心的应用技术、品种创新，应通过市场化机制，由企业承担。其次是创新攻关模式。对以品种为核心的应用技术创新，应以种子企业为主体，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商业化育种模式，协同攻关；对于种业“卡脖子”技术，应以优势科研教学单位为主bob，组织优势种子企业联合攻关。再次，要完善法律支撑。建议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上升为植物新品种保护法，提高法律位阶、加大保护力度。此外，要强化政策支持。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采取激励措施，让科学家“富起来”；对企业研发成果，通过财政后补助方式进行激励。最后，要改革科技成果评价体系，以成果转化为导向，引导更多科研工作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赖锦盛：当前，应以农作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部署种子科技创新攻关，涵盖材料创制、品种培育、良种繁育及产业化应用，整合集成上中下游力量，实施种业全产业链科技攻关，重点培育和转化突破性重大新品种，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bob。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推进科研与生产、品种与市场的有机深度融合，提升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要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促进创新要素有效整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引导种业科技资源、科研院校成果和人才向种业企业有序双向流动，实现科研院所、高校与种业企业资源共享共用。

　　2020年11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十三五”期间十项重大农业科技标志性成果，其中一项就是由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联合国内外优势团队主导完成的。这项名为“黄瓜番茄白菜等蔬菜基因组学研究利用国际领先”的成果，攻克了利用多组学研究作物复杂性状的重大难题，打通了从基因组到蔬菜新品种的技术通路，奠定了我国优良蔬菜品种培育的理论基础，引领了国际蔬菜育种新方向。

　　基因组好比一张“地质勘探图”。对农业育种而言，基因组可以让我们清晰了解基因在进化过程中的选择、遗传和变异情况，以及人类世世代代在品种培育中所做的努力。2006年，新一代测序技术（NGS）开始浮出水面，虽然尚无利用此技术对大基因组进行从头测序的先例，但我意识到这为蔬菜育种研究带来了新的机会。

　　2006年到2008年，我们率先利用NGS技术完成了黄瓜基因组测序。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我们与湖南省农科院陈惠明研究员合作，对115份黄瓜核心种质进行重测序和转录组测序，构建了黄瓜功能基因组研究的数据库。研究团队20多人亲口尝了超过18万片黄瓜叶，找到了调控黄瓜苦味的11个基因，最后通过杂交选育方式培育出“蔬研”系列不苦黄瓜品种。该系列品种已经在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地累计推广150余万亩，创造经济效益100多亿元。

　　在番茄多组学及设计育种研究中，我们和合作伙伴创新性地让消费者参与育种，邀请170多位不同年龄、性别的消费者对番茄进行尝味，最终确定了31种主要风味物质，首次阐明了番茄风味的遗传基础，培育出风味显著提高的“美味番茄”新材料“深爱1号”“深爱2号”，目前已进入植物新品种测定阶段。

　　在办公室的一面白色玻璃隔断墙上，有我用马克笔画的一组杂交育种模式图。这是我们团队正在全力攻关的“优薯计划”。“优薯计划”旨在用二倍体种子繁殖代替四倍体薯块繁殖。研究团队已利用多组学技术解决了马铃薯自交不亲和难题、解析了马铃薯自交衰退的遗传基础、培育出第一个概念性二倍体杂交种。预计在南方冬闲地，马铃薯可每年推广上亿亩，作为饲料替代相当大面积的玉米和大豆。这项技术被袁隆平院士评价为“颠覆性创新，将带来马铃薯的绿色革命”。

　　从2019年开始，我倡导并推动“深圳国际食品谷”项目，希望借鉴荷兰食品谷的经验和做法，解决农业食品科研与产业“两张皮”问题，从源头创新出发推动解决种业“卡脖子”难题。在我看来，深圳是农业食品科研产业发展的理想之地，在这里，科研、人才、资本、产业几大要素聚集碰撞，为梦想的种子提供了最优渥的土壤。目前，“深圳国际食品谷”规划已获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下一步，我们希望依托“深圳国际食品谷”，与国内外顶尖科研产业人才共建农业食品产学研协作生态，打造世界知名的农业食品创新策源地，在科技推动农业食品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先行示范，为粤港澳大湾区和国家食品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推进种业发展，除了需要依靠高新科技和生物技术，还必须拥有自己的种质资源。如果没有原材料种质资源，再“巧”的育种家也无法培育出优良的作物新品种。

　　“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这是时代楷模、我的同事钟扬教授的名言，直观地说明了基因和种子在未来植物遗传改良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为此，他生前16年如一日，带着同事不畏艰辛、跋山涉水，行程50多万公里，在西藏高海拔地区收集种子和基因资源，并为西部培养了大量科研人才。这就是钟扬的“种子精神”，它所象征的，不仅是作为物质财富的种子将自身的优良基因持续传承下去，也包括一代代人才“种子”，在科学追求和爱国情怀的熏陶下茁壮成长。

　　钟扬不幸离世后，复旦大学与西藏大学传承“种子精神”，联合成立了“西藏大学-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与全球变化联合实验室”，合作共建生态学双一流学科。联合实验室继承钟扬遗志，将保护、研究和利用青藏高原特有种质资源多样性设定为合作共建的重要方向。目前，联合实验室正锁定西藏重要粮食作物和藏药种质资源，如青稞大麦和独一味，进行系统收集、保存、评价与利用研究。同时，双方还利用科教活动，在生态安全、国防安全以及科学素养提高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心有所信，定能行远。相信被厚植大地、埋入时间的“种子精神”一定能生根发芽、发扬光大。